在公募基金行业诞生的前十年，封闭式基金积极向开放式基金转型。而在公

来源：风云之志网编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时间：2025-04-05 08:25:30

哪怕被告着实作恶了，如果原告不能举出证据来，也只能自食苦果。

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法律与发展问题光怪陆离而又充满悖论的图景。而到了1990年代，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日益高涨，这种运动不仅成功阻击了WTO的法律进程，而且部分反全球化先锋以与达沃斯论坛针锋相对的形式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政治构想。

另一个是被包装的全球法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是为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散播世界的一种高级形式，是长达近200年的西方法律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然而，到了20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反思。如果说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的经验多于教训，但似乎在法律改革领域，教训却是多于经验，而显然二者之间的关联尚需要非常深入的反思。这些改革包括推销美国的宪政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

而我们恰恰生活在经济脱嵌并进而殖民生活世界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将变成商品，一切逻辑都将转译为经济逻辑，一切问题都势必与经济发展相关。在第一阶段，随着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主权债务危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世界银行谋求贷款，而世行贷款的条款中也开始增加一些要求借款国实行一定法律改革的内容，这种贷款被称为结构调整贷款，这些内容包括财政改革、结束汇率管制、贸易自由化、保障财产权、终止补贴和国有公司私有化等。在欧美和日本等国，杀人罪又有很多的细分。

中国97年修法时就把刑法总则中的一句话改了一下，由原来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其次，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法治较为完善的国家，其司法制度、律师制度如此发达，死刑的救济程序也很多，死刑的执行期限很漫长，有时能拖到几十年，居然还能发现很多的冤假错案，冤假错案还是不可避免。对于严重的、有预谋的杀人罪，中国的确存在杀人偿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现在可以不考虑它，把它作为一个最后要攻克的堡垒。对于暴力犯罪要有步骤地削减它。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和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律师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本期评论周刊刊发的两篇文章就是在他们发言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补充采访而成。当然，中国要尽快地将枪决和注射两种执行方式统一为注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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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其实从解放前就主张要废除死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主张将来条件具备时要废除死刑，只不过在条件尚不具备时才保留死刑，但我们一直主张要严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对于这20几个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除，不可能一步到位，要逐步进行。立法上今年第一次就减了13个，只要国内外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动，这个趋势应当是继续朝着可预期的积极方向发展的。这也是司法的一种进步，要把这种进步在立法上慢慢地巩固、扩大。

鉴于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废除死刑，因此需要在死刑案件中增设特别赦免程序，以满足《公约》的要求。中国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都是在法院宣判后，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监狱等机构）去执行的。近年来中国也有所改变，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于那些因婚姻家庭产生矛盾或对于农村地区因纠纷引起的杀人案件，如果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就留有了一定的余地，未必都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这类犯罪发案率很严重时，削减掉是很难的，会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

在此背景下，今年年初中国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包括4个走私罪，5个金融类犯罪，2个妨害文物管理罪，以及盗窃罪和传授犯罪方法罪。据统计，截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在20多个补充刑事立法中，共增设了50余种死罪，从而使死刑罪名达到近80个之多，死刑扩大适用到许多经济犯罪和非暴力的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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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改革开放后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态势，立法机关不断地通过补充立法来增设一系列的死刑罪名。过去对死刑犯是五花大绑，开公审大会，最后再押解到荒郊野外去执行枪决。

韩国虽然保留了死刑，但现在也连续十年以上没有执行过一例死刑了。建立死刑特赦制度除了司法上限制死刑、立法上削减死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刑的执行机构应该与宣判机构分离。即使杀人，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也不是那么简单，美国分为好几级，有一级谋杀、二级谋杀等，并不是只要杀人，就要偿命。要废除这些条款，还必须创造条件，使得这些犯罪的发案率大幅下降。根据《公约》的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该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中国已经签署该《公约》，并在为批准该《公约》做准备。第二，死刑的执行是从一种公共景观逐渐退出公众的视野，中国也符合这一趋势。

从2007年以来，中国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减少了死刑的判决和执行，过去判死刑的现在可能判了无期，过去立即执行的现在可能判了死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治安并没有出现恶化。但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一些经济法规、民法、行政法等基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经济领域的犯罪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和治理，因此为这方面死刑条款的废除提供了条件。

国外有的国家废除死刑，也是基于死刑中的冤假错案无法挽回的惨痛教训。生命能否被剥夺，已经超出了法学特别是法规范学的范畴，牵涉到哲学、伦理学、文学等更广阔的话题。

1956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党的八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也明确提出，要逐步地达到完全废止死刑的目的。过去枪决还不够，还要让子弹开花，要打得脑浆迸裂，现在越来越多搞注射。

这里有国际形势的考量。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死刑制度的演化史。据立法机关事先所做的调查，这13项罪近年来已经很少适用死刑，相当一部分留而不用。如果死刑的宣判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就可以改变中国目前被判处死刑（不包括死缓）的就一律在短期内被执行死刑的局面，这对减少死刑实际执行数是有好处的。

为了避免聂树斌这样的悲剧，防止无可挽回的错误，也应当废除死刑。中国现在还有55个死刑罪名，而且具体的死刑数字也没有公开，受到的国际压力也比较大。

它的一个标准是，所谓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一定是排除非暴力犯罪的，是与剥夺他人生命相联系的暴力犯罪。这些方式的人道化也说明了这一趋势。

早在1922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要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原来死刑的存在源自朴素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观念，现在人类对这种观念正在质疑，是否非要如此，才能实现正义。

第三，死刑的执行方式由过去的让死刑犯尽可能多地受折磨和痛苦，慢慢地以一种更人道的方式进行。但事实上，建国后为巩固新生政权，死刑在实践中还是用得比较多的。同时死刑的执行期限也应该延长，比如由现在的7天延长为至少6个月。加上后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

这次废除13个，下次未必废除那么多。死刑执行退出公众视野，不再成为公众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一种人道文化的建立。

原来一颗子弹的钱还要家属出，现在最高院在提供注射死刑的药物时都是免费的。主废派很多是从生命不能被剥夺这个概念出发来演绎的。

这也说明了国家通过改善治理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减少死刑而不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在已经没有死刑的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香港和澳门地区，实践已经表明，废除死刑后，社会的秩序并没有受到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公正的认知也没有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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